“石塘十二碗”端上桌时，我数了数——十二道菜，十二个青花瓷碗，碗沿磕碰出的缺口倒添了几分烟火气。炸蚝豉最先动筷，蚝豉裹了层薄脆的糊，咬下去“咔”一声，里头蚝肉软得像化开的黄油，但海腥味没压住，混着炸糊的油香，像在嘴里打了一场架。同桌本地人说这是“山海交融”，我嚼着，倒觉得是“海味撞了南墙”。
扣肉最扎眼。肥瘦相间的五花肉切成两指宽的厚片，底下垫着梅干菜，蒸得透亮，油光顺着碗沿往下淌。第一口是甜的——糖色炒得重，甜味压过了肉香；第二口是咸的——梅干菜吸饱了肉汁，咸得发齁；第三口不想再动筷子——肥肉太软，筷子一夹就碎，瘦肉又柴，卡在牙缝里半天抠不出来。同桌老伯劝我“多吃两块，这是待客的硬菜”，我笑着应，筷子却转向了旁边的酿豆腐。
酿豆腐倒意外。北方的豆腐多是卤水点，硬，切块能当砖使；仁化的豆腐是石膏点的，软，筷子一戳就破。师傅把豆腐挖个洞，塞进肉馅，煎得两面金黄，再浇勺酱油水焖。肉馅是肥瘦三七开，肥的部分化了，渗进豆腐里，咬下去先尝到豆腐的嫩，再是肉馅的香，最后是酱油的咸鲜，层次倒比扣肉分明。就是油大了点，吃完碗底汪着一层油，筷子沾了都打滑。
白切鸡是“十二碗”里的清流。鸡是走地鸡，皮黄肉紧，师傅刀工好，切得薄，码在盘里像朵花。蘸料是姜葱蓉，加了点花生油，香得直钻鼻子。第一口吃原味——鸡皮脆，鸡肉紧，嚼着有股淡淡的甜，是鸡本身的鲜；第二口蘸料——姜的辛、葱的香、油的润，把鸡味又提了一层。同桌阿婆说“这鸡养得好，喂的是玉米和稻谷”，我点头，心想“这师傅也炖得好，火候刚好，多一分就老，少一分就生”。
炸芋头丝是意外之喜。芋头切得细如发丝，裹了层薄淀粉，炸得酥脆，撒了把白芝麻，装在竹篮里上桌。咬下去“咔嚓”一声，芋头的甜、淀粉的脆、芝麻的香，在嘴里炸开。我吃了三筷子，同桌小孩伸手来抓，他妈妈拍他手背“别抢，这是下酒菜”，我笑——这哪是下酒菜，分明是零嘴，配茶都比配酒合适。
石塘堆花米酒是“十二碗”的压轴。酒是糯米酿的，倒进粗瓷碗里，酒花一层层叠起来，像撒了把珍珠，半天不散。我抿了一口——甜，绵，带着点糯米发酵的酸，后劲却足，喝完半碗，脸就热了。同桌大叔劝我“慢点喝，这酒后劲大”，我笑——这酒像仁化的人，初见温和，处久了才知道有股子倔劲。
杨泰和米饼是饭后甜点。米饼是糯米粉做的，加了花生碎和芝麻，用木模压成圆形，烤得金黄。咬下去“咯嘣”一声，外皮脆，里头软，花生和芝麻的香混着糯米的甜，在嘴里化开。我吃了两块，同桌阿婆递来一杯茶“配茶吃，不腻”，我接过来——茶是白毛茶，芽头肥，白毫多，泡开汤色金黄，有股淡淡的兰花香。茶解了米饼的甜，米饼衬了茶的香，倒像对老夫妻，互相成就。
“十二碗”吃完，我数了数——十二道菜，有惊艳的（酿豆腐、炸芋头丝），有平庸的（白切鸡、杨泰和米饼），也有失望的（扣肉、炸蚝豉）。同桌本地人说“这是仁化的待客诚意，十二道菜，道道不重样”，我点头——诚意是有的，但诚意不等于好吃。就像有人请你吃饭，摆了满桌菜，但每道都咸了，你能说他不诚意吗？不能，只能说他手艺不到。
仁化的好，不在“十二碗”的排场，在街边小店的烟火气。第二天我绕去老街，吃了碗牛腩粉——牛腩炖得软烂，汤头是牛骨熬的，加了点南乳提鲜，粉是河粉，滑，吸饱了汤汁，一口下去，暖到胃里。老板是位阿伯，看我吃得香，递来一碟辣椒酱“自家晒的，加点更香”，我加了一勺——辣是辣的，但不呛，带着点甜，是本地辣椒的味。这碗粉，没“十二碗”的排场，没“地理标志”的名头，却让我记住了仁化的味。
“十二碗”我不会特意再来吃——排场大，价格不便宜，性价比一般；但那碗牛腩粉，我会绕路来吃——简单，实在，是仁化的底色。
没有了
